预测是人们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期望。观察学界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有学理支持的预测并不多见。特别是重大热点问题，诸如中国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伊斯兰国”的蔓延态势等，很少有学者能够从学理角度提出明确的论断。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国际关系研究到底能不能做出预测?如果能预测，能做出怎样的预测?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三种理论方法进行预测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预测，既可指国际互动的大趋势，又可指影响事态演进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还可指具体事态发生和变化的可能性。预测方法大体上有三种，即理性主义演绎、经验主义归纳和基于传统主义的判断。

　　运用演绎方法，就是从既定前提出发进行推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演绎推理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几种主要的体系理论，都是从既定的大前提出发推论国际互动的属性与趋势。例如，古典现实主义从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自利本性出发，推论出国际政治具有冲突属性。就微观层面来讲，研究者的推论主要是就具体事态的演进寻求答案。例如，博弈论研究以互动各方都是理性行为体为前提，根据不同政策选择的不同收益，能够就各方最有可能的决策组合进行推论。

　　运用归纳方法，是通过探求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说明决定未来事态的动因和影响因素。这种研究所得出的是具有概率性的结论，能够表明一定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例如，运用回归分析探求民主和贸易因素对和平的相关性。

　　进行传统主义研究，是基于历史哲学思考对国际互动的未来走势进行判断。例如，英国学派通过历史研究解读出了霍布斯主义、康德主义和格劳秀斯主义三种传统，认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战争状态”、“人类共同体”和“国际社会”。按照该学派的解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的互动问题上，国家会受到不同的主导因素的影响。

　　从以上三种研究模式看，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预测，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基于对互动结构的定性，指出形势发展的大趋势;二是基于对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的判断，揭示要注意的重大影响因素。这样的“预测”，基本属于理论研究的范畴，阐释的是影响国际互动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例如，权力、制度和观念是常被关注的影响因素，而安全困境、制度合作和身份认同等则是被阐释的因素作用机制。类似这样的研究，可以指导人们把握思考国际问题的大方向，探求国际互动的原因与结果，但通常并不承担做具体预测的使命。例如，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会周而复始地形成均势，但并不指明什么时候会形成均势。即使是与大理论研究不同的“假设—检验”式研究，在多数情况下探求相关关系，目的也不是预测而是解释影响进程的主要因素。对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探求互动机制与进行具体预测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