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是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中南财经学院是由中南各省的中原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江西大学和河南大学的财经系科合并调整而组建的，所以，政治经济学专业集中了中南各省区的力量，在人才、资料各方面都比较强。这使学校的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一开始就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一、学科发展历程与学术贡献

　　该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后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初创与曲折的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

　　初创时期历经艰辛，成绩辉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之后，由于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其发展十分曲折艰难。这一时期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初创阶段：1950—1958年。

　　20世纪50年代，学校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以著名经济学家马哲民教授、朱剑农教授为带头人，集结了刚从中央党校毕业的张天佐、庞博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回校的张寄涛、杨怀让、自鸿彦、王时杰、郭慧珍、邱丹、刘兴邦等教授，力量比较强，是全国理论界比较活跃的一支学术队伍。

　　马哲民（1899—1980）教授在解放前就是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和福州高等工业学校，后去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社会学。“五四”运动后回国，在上海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陈潭秋创办《中外通讯社》。1922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曾先后在暨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等多所学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曾著有《国际帝国主义论》、《经济史》、《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基础知识》、《社会经济概论》、《精神科学概论》、《新社会学》、《论抗战建设经济问题》等书，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解放后，曾一度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50年代任中南财经学院院长，对推动学校政治经济学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朱剑农教授（1910—1986）也是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从1927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起，50余年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理论，在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土地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以及在农业经济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索。早年参加革命，1935年出狱后，到日本民治大学留学，研究农村经济，并对比研究了中、日两国农村社会经济性质和阶级关系状况。同期阅读了大量日译本马列著作，深受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思想影响，从此立志以毕生精力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回国后，曾先后在四川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放后，朱剑农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写出了大量的经济学论著。1950年，他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土地政策教程》；1955年，他又写成《我国过渡时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一书。此后，有《价值及价值规律在各种社会制度下的作用》、《我国过渡时期的农业地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土地肥力经济原理》等有影响的著作问世。他较早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劳动产品，不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是商品，并指出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亦有一定作用，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宽派论”（即主张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观点）的主要代表者之一。

　　20世纪50年代，由于学校的政治经济学学科队伍实力强劲，科研水平较高，因而在全国影响较大，与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共湖北省委党校一道被经济学界誉为“湖北经济学界的四大金刚”。

　　这一阶段在教学方面的特点主要是使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当时叫四、六分册，也叫黄皮本（因为封页是黄色的）。当时把它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教材，也作为教学和科研的主要依据。这本书的特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三卷的高度浓缩，从商品、货币开始，一直到剩余价值分配。社会主义部分是介绍1953年斯大林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虽然讲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也讲了一些苏联的实际问题，但缺少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中总结出来的理论。

　　2.“扬弃”阶段：1958—1975年。

　　50年代末60年代上半期，全国举行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大讨论。其背景是：50年代，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1959年，张春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主张取消按劳分配，实行大锅饭。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课书中，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只要存在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就应当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他同时又认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本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只是商品交换的形式。毛泽东明确反对中国所谓“理论家”主张取消商品和货币的观点。由此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大讨论。学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师积极参与讨论，并把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贯彻到教学中去，同时写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例如，张寄涛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郭慧珍写的《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一文被收入大讨论的全国论文集。

　　这一阶段在教学方面的主要特点，是扬弃四、六分册。中苏关系破裂前，各高校一直采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扬弃苏联版本的教材，编写联系中国实际的教材。中央宣传部组织哲学、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的教材编写，同时也允许各地方编写。湖北省宣传部组织了政治经济学的教材编写。由于学校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力量比较强，湖北省这门课程的教材是以学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师为主编写的。他们着重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以此为指针来编写教材，改变了过去主要依据苏联权威和经验的做法，而主动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来编写自己的教材，并付印成书。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扬弃苏联政治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在这一时期，由于该学科在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方面起步比较早，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3.扬名阶段：1975—1979年。

　　1975年邓小平任代总理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是胡乔木，副主任为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央政治研究室要编写一本《马恩列斯毛论社会主义经济》，其目的，公开说法是工农兵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需要，但实际上想以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有关的思想，批判“四人帮”的胡作非为，特别是由“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的观点。首先，于光远让戴成（学校1954级学生，时任人民出版社经济室编辑）负责组织编写。戴成在湖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决定由武汉大学和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来编写，具体由湖北财经专科学校的杨怀让、王时杰和武汉大学教师曾启贤、汤在新教授负责。这次编写工作的要求有五个特点：第一，编写要保密；第二，这次编写是国务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需要；第三，半年之内编写出来；第四，凡是有关经济的论述都要编写，不能遗漏；第五，编好后材料全部上交。但后来只编写了《马、恩、列论社会主义经济》。学校与武汉大学的有关老师全面查阅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把所有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都摘录下来。当时是秘密进行这项工作的，因为很多观点，是“四人帮”批判的，如一长制、物质刺激、奖金、计件工资等在当时是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的。编这本书就是为了纠正当时理论上的错误，并以此为依据来解决现实问题，发展生产。成书之际，正好打倒了“四人帮”。在北京开会时，于光运教授对这本书大加褒奖。这本书对于拨乱反正，纠正一些过“左”的观点，全面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发挥了很大作用。

　　1977年，为配合理论上拨乱反正，于光远同志希望把按劳分配的理论搞清楚。因为在“文革”期间，张春桥认为按劳分配理论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在于光远教授的倡议和指导下，郭慧珍、夏兴园、周彦文、彭星闾等教授参加了讨论会，经过50多天的讨论与反复修改，完成了《按劳分配若干范畴的分析》一书，该书在1979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内涵上界定了按劳分配的若干范畴，而且是分层次来探讨的，从而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的理论问题。得到了于光远教授的充分肯定，该书参加了全国第三次按劳分配讨论会，在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二）继承、发扬、改造和创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这一时期，学校政治经济学从大的方面说，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不断发展的,但从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发展的特点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继承、发扬阶段：70年代末—90年代初。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全面系统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以及这些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更好地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因而，对政治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湖北省政治经济学界的王牌之一。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高层次学历的拔尖人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张寄涛、王时杰、夏兴园、胡逢吉、郭慧珍、周彦文等教授一方面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政治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效益等问题，该学科积极投入对这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张寄涛教授组织和参加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一书的撰写工作，该书1982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得湖北省社会优秀成果二等奖。同时，张寄涛教授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剩余劳动理论基础上，撰写了“马克思的剩余劳动理论和社会主义剩余劳动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一文，对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作了探讨。他认为，《资本论》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剩余劳动”这一概念，即把“剩余劳动”作为反映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特定范畴；把“剩余劳动”作为各个剥削制度共同具有的范畴以及把“剩余劳动”当作人类文明时期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前两种“剩余劳动”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一般范畴的剩余劳动却始终存在，变化的只是它的特性和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剩余劳动也表现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形态和价值形态。由于该文在社会主义剩余劳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文被收录于《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并于1984年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此后，张寄涛教授与夏兴园教授继续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并撰写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一文，明确界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的内涵，区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属于生产劳动范畴的部门，并且提出社会主义商业部门也属于生产部门。这一观点对研究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促进合理安排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该文被收入《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论文集》中。

　　以王时杰、夏兴园、郭慧珍等教授为主要成员的研究组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必须以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为此，他们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效益学这两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