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1956年是我国历史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这一年，从国际上看，西方国家全面对华封锁遏制的局面有所松动，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初见成效，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短时期内打不起来，这为国内和平建设提供了保证。
在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经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标志着我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将全面铺开，客观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社会革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要求。但我们要建设的是怎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又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需要经历复杂的考验。当时中国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和速度问题。由于我们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准备不够，我们未能避免大的曲折。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没有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工业化建设中所取得的高速度显示了苏联模式的威力，所以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选择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毛泽东认为，在经济建设上学习苏联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经过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已经积累了进行建设的初步经验。随着苏共二十大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进一步披露，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鉴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又指出，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工夫。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二、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决议，成为突破传统观念、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
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
(一)提出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二)《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讲话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从全体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同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