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假说的提出和检验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常见问题，无论是假说的提出还是检验都可以从逻辑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考察。由于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以及理论假设的或然性特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竞争性假说。在遵循科学研究基本规则和要求的前提下，不同假说之间的相互竞争和优胜劣汰，将有效地促进和推动科学的发展。培养理性的思维能力和批判精神是我们从事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
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国际关系研究过程中发现与提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其实质来说，是人们思维中的矛盾或困惑。问题可分为三类：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怎么办（How）。提出问题后的关键则是推出相应的假说来探索问题的答案。根据问题的不同，假说也可以对应地分为三类：描述、因果和处方型三种。理论知识形成过程实际也就是发现问题——提出假说——检验假说——修正假说——寻求答案的过程。
假说的提出与检验
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假设和假说。假设(assumption)是假定为正确的命题，并把它作为理论推理的前提，它是建构理论的基础。而假说(hypothesis)是以已知的科学理论（包括原理和经验通则）和经验知识为根据，对未知的现象及其规律性作出假定性说明或解释。假说应该满足以下条件：（1）为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2）与已有的理论相关；（3）有明确的界说；（4）具备原则上的可检验性。其中尤以最后一个条件为根本，否则假说的科学性就无从谈起。一般情况下，我们常把假说与理论相区分，即强调假说的假定性和理论的科学性，或者认为理论是已被证明的假说，这在自然科学中尤其明显。但从科学的本质来讲，理论只不过是尚未被证伪的假说而已，因此本文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假说”和“理论”这两个范畴。
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有多种，如历史描述、科学预测和思辨—规范方法，也可以混合使用这几种方法。本文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讨论假说的提出和检验也是以此为前提的。提出假说主要有两个来源——观察和演绎，或者这两种方法同时使用。所谓观察，就是依据事实或经验提出假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观察法看成是归纳法。如1979年中美建交，同时中国向欧美国家开放并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假说：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此更加务实，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界定国家间关系。与观察法相对的是演绎法，即依据某一假设（假设既可以是研究者自己设定，也可能是其它理论中成熟的结论），严格按照演绎法则得出假说。如秦亚青教授以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为前提，说明国家在国际系统环境中所处地位和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影响国家判定自己的利益，并据此采取行动；国际系统因素对冷战时期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尤其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得出假说：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1945-1988年）支持行为的目的是霸权护持。
提出假说之后，其真实性必须得到验证。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经验上的可检验性，鉴于此，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性假说无法检验，而定性假说必须设定一个可以操作或量化的检验标准，否则当我们讨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冷战后经济因素的作用上升等假说时，无从得知它们是否真的被支持。如有学者运用经验数据和统计学原理证明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以及该范式为什么不能“准确地”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类似的方法为检验定性假说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例。
与其来源一样，检验假说的方法也有两种——逻辑和实践。逻辑检验就是看归纳和演绎过程中有无错误。归纳法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考察的对象尽可能多、范围尽可能广，以防止片面性，因此，可以把归纳法放在实践检验中考察，本文讨论假说的逻辑检验侧重于演绎法。从思维的角度看，演绎的方法是以一般性的知识为前提，推理出对个别事物的结论。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特殊、从合理的前提得出结论的推理过程。它从某种理论前提开始，把这种前提应用到被解释的事件，试图发现在前提和结论之间是否存在着有规律的和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可见，演绎法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前提真实，二是论证正当。要确保结论正确，前提正确和论证正当必须同时具备。而实践检验，就是看这一假说是否符合实际情况。逻辑证明是实践检验的前提，一个假说如果连理论检验都无法通过，也就不具备进行实践检验的必要条件。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竞争性假说
在科学的认识论看来，世界是可知的，科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观察事实、建立理论和验证假说等环节认知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并获得比较可靠的知识。如果把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科学一个分支看待，我们的目标就是探询国际社会和国家行为的一般性规律。其中，国际体系的稳定是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主要行为体的数量与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到底哪一种结构更有利于国际稳定却充满了争论。我们来看下面的一组假说。
多极稳定论：多伊奇和辛格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体系来说，影响其稳定性的最大威胁是缺乏选择性。多极结构中有几个主要国家，他们之间互动的机会较多，国家之间因此会形成相互交织的利益。这样，体系本身的灵活性增大，从而减少国家之间的敌意，抑制冲突。而两极体系中，虽然两强的关系是高度共生的，但它们之间可能的互动极其有限。
两极稳定论：华尔兹认为，两极世界中不存在边缘地带；两极态势扩大了两强关注的地域范围，也使竞争要素的范围得意拓展；虽然常有危险存在，但两强错误估计的可能性较低；各极能力较强，减少了其他行为体对大国的危害。因此两极世界中不确定性减少，计算也更容易进行。
霸权稳定论：吉尔平等学者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霸权国的存在保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安全的的国际体系，并能创立和巩固一个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也就是说， 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密切相关。在单极结构中，霸权国家有能力，也有意愿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提供公共物品，抑制冲突，因为维护体系的稳定和延续是霸权国最为重要的利益。
这是一组依据观察和演绎提出的相互排斥的竞争性假说，它们的支持者都是该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们的理论已经在本学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些假说究竟谁是正确的；如果其中一种正确，是否意味着其他假说完全错了；抑或它们各有各的道理？假说形成后就产生了对它们的检验问题。
（一）逻辑检验。
逻辑检验就是看有无演绎推理方面的错误。如前所述，逻辑错误有两种形式：一是论证过程中的错误或相互矛盾之处；二是前提有误。如果在论证过程中出现偷换概念、同义反复或循环论证等逻辑错误，则结论不能为真。但当我们考察上述几种假说时，发现它们基本上不存在这些问题。这时，我们就应该更多地关注推导出假说的前提或假设，因为“演绎的结论是由别的陈述，即被称为是论证的前提进行演绎而获得的。论证应构成得如果前提为真，结论也必定为真。……结论不能陈述多于前提中所说的东西，它只是揭示了在前提中所包含的结论而已，结论不会比前提不可靠。演绎的逻辑功能便是从给予的陈述中把真理传递到别的陈述上去。”演绎推理中，前提和结论是必然性的关系。如当a>b，b>c时，根据不等式的传递性，a>c必然为真。如果某假说的前提有误，即使论证过程没有问题，结论也不会正确。
我们知道，任何科学理论的建立都需要前提条件。欧氏几何是用公理方法建立起演绎的数学体系的最早范例，它使用公理化演绎的结构方法，给数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以典范的作用。但由于其中第五公设（平行公理）的不可证明性质，引发了非欧几何的出现。可见，逻辑上互不矛盾的一组假设都有可能提供一个演绎系统，但“公理”也可能受到挑战，它们也有被反证的时候。同自然科学相比，构建包括国际政治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所需要的前提、假设或假定必然会遇到更多的争议。
公理和假设对于科学研究有着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不过，从构建理论的作用看，它们是相似的。华尔兹曾经辩解说，假设的问题“不应该是它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最为合理和有用。假设是否有用取决于基于该假设能否建构起一个理论，并从该理论中可以得出并非显而易见的重要推论。”是的，自然科学的前提假设如质量集中于一点并非真实情况，但它却是真实情况的高度抽象。正如华尔兹所说言，假设的“真实”是指它的合理性，这里的合理性是指假设应建立在经验或观察思考基础上，或是与人们常识相符的对事物、事件的一种基本判断，这实际上为合理假设创造了尽可能与实际情况接近的前提条件。另外，由于实际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在不断变化，如果用绝对化的“对”或“错”来判断假设，这种简单的预先固定化的标准显然难与实际吻合。因此，即使是“真实”、“合理”的假设也有它的或然性，由此推导出的假说必定是或然的。
可是，科学研究对假设可能的“不真实性”认可并非表明研究者可以任意设定自己的假设，看一个或然性假设的“真实”程度或效用大小，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假定，如果后者也能解释和预测许多现象，则说明前者的效用必然要打折扣。以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例，如果没有“质量集中于一点”这样的假设，不仅物体之间的距离无法计算，而且作出其他任何一种假定，万有引力定律将不再有效。社会科学则没有那么幸运，如“理性经济人”假定使得经济学通过抽象的假设演绎法而变成一门科学，这一方法上的努力，对这门学科及其后来的发展有着根本的意义，但同时它也使经济理论被证明为正确成为一个问题。经济学内部，以及社会学理论都对“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然而，无论是经济行为受不确定性和不可决定性支配思想引发的凯恩斯革命，还是社会学理论假定个体行为要由其所处制度的性质及其在该制度中的地位来解释，虽然都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完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相反，如果假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利他”本性（尽管现实生活中不乏类似的事例），这样的假设对于经济学来说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真实”、“合理”，更不用说以此为前提建立科学的经济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范式完全承袭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衣钵, 其基本前提如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它具有单一性和理性两个基本特征；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是国家利益等，几乎可以被看做是“经济人”假设的翻版。再以本文所涉及的这组现实主义假说为例，它们暗含的理论前提是，权力分配和国家行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这一假设发起了程度不同的挑战。与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侧重点不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分别将体系进程（国际制度）和体系文化（观念的分配）看作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这些努力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国际政治理论的同时，三种主流理论又形成另一组竞争性假说。这样，我们就需要对演绎规则中前提正确的要求有一个相对宽容的理解，但社会科学的尴尬也由此产生。为构建理论，研究者只得把需要证明的前提作为假设，批评者则常常指出对方的假设首先应该放在假说的位置上接受检验。
（二）实践检验。
从实践检验的角度看，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来，国际格局的类型屈指可数，如威斯特伐利亚、维也纳、凡尔赛-华盛顿、雅尔塔等体系，以及冷战后出现的“一超多强”格局。上述假说既可以从中找到支持的例证，也可能被别的事实所推翻。即使是能够为事实所验证的假说，由于人类实践的无限性，我们无法得知以后的事实是否继续支持该假说。如华尔兹的理论比较符合冷战时期的实际情况，但却很难解释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终于导致一战的爆发。霸权稳定论在面对那些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时也显得脆弱无力，如有学者提出，英国在19世纪的行为与霸权稳定论并不相符；也有人认为，19世纪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并不是出自霸权政策，而是出自不对称的交易行为。
西方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不可能完全得到证实或证明，但它们是可检验的。”他同时指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就是看它们是否能被经验所证伪。”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事实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是真，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无法证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普遍性命题；但能通过证伪个别天鹅是白的，从而证伪“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普遍性命题。根据波普尔的理论，某假说哪怕只遇到一个相反的事实，该假说即被证伪。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也有其局限性，即我们只能谈“负面的”科学知识，却无法拥有“正面的”的科学知识。一旦某种理论预测失败，我们可以很肯定地扬弃它，但我们永远无法以同样肯定的态度去接受该理论。显然，“证伪主义”不仅与我们一般思考的方式不同，也不尽符合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如人们不会因为婴儿在接种疫苗过程中出现个别的失败就否定免疫学的理论。库恩就曾对波普尔的理论提出批判，他以范式为核心建构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观，并指出科学始于某一理论成为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也就是范式的形成。一种理论与事实的不符或预测的失败，不但没有使得科学共同体立即放弃这个理论，反而会引发出一连串为了保护它的“特设假说”，或者被当成反常情况存而不论。
波普尔理论的局限性决定了经验检验的局限性，因为在涉及人类行为的社会领域，各种各样的事实纷繁复杂，从中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国际关系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理论能够被事实证明或证伪。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可能只是一些不精确的分类、众说纷纭的界定、对事实的罗列和对原因与影响的猜测。如果严格依照波普尔的理论，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似乎没有可能。这时，行得通的实践检验的方法依然要诉诸被波普尔所批判的归纳逻辑，就是看某假说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大小，或者说它们成功的概率大小。赖欣巴哈说，“科学并不能到达真理或谬误……科学陈述只能达到一系列不同程度的概然性，这种概然性不可达到的上限和下限就是真理和谬误。”我们经常使用统计归纳的方法来检验假说就是很好的例证，根据某种假说所作的事件概率的估计，如果通过实践从事统计归纳的结果与其预测比较符合或接近，那么该假说就获得了相应的经验支持，反之，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总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无论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都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前者需要面对现实世界的无限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无法摆脱理论假设的或然性特征，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假说都试图解释国际政治现象，或尝试建立自己的理论。它们虽然只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局部真理，但只要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就不会被学术共同体轻易抛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顾科学研究的规则而任意裁减事实，我们不能仅根据冷战后美日、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就轻易得出“西西矛盾”已上升为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也不能因为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就认定军事因素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已无足轻重。我们可以不断地尝试、探索，一旦发现假说可能存在的错误，就应当修正自己的结论，而不是依据这个假说到处去寻找能支持它的例子，从而掩盖假说的不真实性。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学习，将有助于克服类似的缺点。
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局限和意义
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得益于行为主义革命，但由此引发的质疑和批评几乎和科学方法的贡献一样令人瞩目，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国际关系建成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哲学都以自然科学作为它们的研究对象，或者从中寻找素材和实例作为论据。政治科学家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也必须遵从自然科学的标准、规则和要求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尽管科学哲学在科学的划界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共识，如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证实原则、波普尔的证伪原则和拉卡托斯的可预见性标准等，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标准，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都有些勉为其难。
首先，国际关系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其中主要涉及人的行为，人的行为不同于自然现象，必然受到人的理性、动机、目的和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给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增加了极大的难度。比如，就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言，社会科学研究中两种主要的方法——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它们各有其利弊优劣，因为无论自身利益还是社会结构，都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其次，科学所揭示的因果律不仅能有效地解释世界，也应该作出成功的预测。而在国际关系学科，大量相互对立的假说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最后，国际关系科学理论的构建也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一方面由于影响人类行为的变量多而复杂，且这些变量无法象自然科学那样得到精确的控制。另一方面涉及科学理论的简约要求，简约是科学理论的重要特征，如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用极少的变量就能解释或预测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但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则面临着两难抉择，只用一个或少数变量，理论的功效大打折扣；全面解释则失去科学研究的意义。以前面提到的假说为例，使用大量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极和国际稳定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但无法确定这种关系就是因果关系，第三个变量可能会对这两个变量产生因果影响，它可能是国家决策者的认识，也可能是核武器。虽然增加不同的因果变量又可以分别为单极、两极或多极稳定提供新的辩护，但任何人都无法保证第三个变量已经足够。
我们不能以竞争性的假说的存在来判断一门学科的科学与否，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各种以“科学”名义标榜的相互对立的假说不断涌现，人们甚至无法指望它们中的任何一方将会占据明显优势。说到底，国际关系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门学科缺乏几乎任何共有的认识论、方法论或本体论前提（巴里·布赞语）。”库恩运用范式这个概念出色地解释了由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组成的科学发展进程，按照他的标准，在某一特定时期，一门成熟的科学是由单一的一种范式支配。也正因为如此，在库恩看来，大部分现代社会科学普遍缺乏统一的范式，因而也就没有资格被认为是科学，而处于前科学阶段。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相反，我们必须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科学方法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在于它能促进知识的积累，知识的积累有助于我们在已知的基础上不断发现新问题，从而摆脱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困境。另外，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但任何科学都不能以“绝对真理”而固步自封，任何科学知识和理论都具有或然的特征，都有其适用的具体条件和范围。对同样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假说和理论，在科学史上是常见的现象，其中有些假说要么被证伪，要么为其他更为合理的假说所取代，或者是多种假说的继续并存。对同一自然或社会现象，由于占有材料、知识结构、使用方法的不同等原因，可以提出多种不同假说，假说也会随着新发现而变化，随着争论的发展而修改。不同假说之间相互竞争，通过优胜劣汰，假说的科学性内容不断增加，假定性内容不断减少，从而促进和推动科学发展。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不断超越、不断创新的过程。没有对地心说的批判，“哥白尼革命”就无从谈起；没有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超越，就不可能产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精神是质疑和批判。科学精神的培养离不开科学思维的训练，对科学方法的了解、掌握和运用就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国际关系学者科学素养的提高已远超出专业研究的范围，其积极意义怎么估价都不为过分。
或许波普尔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但他所确立的科学“可证伪”标准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科学理论与宗教、迷信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可证伪的，而后者却连证明它为错的可能性都没有。正因为如此，科学知识或理论，只能是对“实在”的一种大胆猜测、假定，是解决问题的尝试，最终都必将被科学的发展所否定。“科学理论是真正的猜测，这种猜测是致力于发现真理的严肃尝试。” 任何科学理论不管它曾经多么成功，也不管它曾经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是可以被推翻的。在遵守科学研究一系列基本规则和要求的同时，摈弃真理一元化的思维定势，培养理性的思维能力和批判精神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讨论国际关系研究中假说问题的意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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