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刘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和东亚国际关系，专著《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译著《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没有应答的威胁》《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等。
采访：马骦，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自：《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原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刘丰教授访谈”
马骦：一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都存在着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学派”的主张。如何看待这些主张？如何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别性和普遍性？
刘丰：理论创造的确存在着国别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和权衡取舍。就国别性的一面来看，自己所在国家的国际地位、外部环境和现实需求可能成为学者们进行理论思考的出发点。秦亚青指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护美国霸权，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中国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对外政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确实会成为该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一个国家的学术传统和思维方式会使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鲜明特征，比如有些国家的学术界比较流行科学和数量化研究，有的国家则有较强的文化历史研究特征，还有的国家会呈现很强的逻辑思辨和哲学色彩。但是，理论也有其普遍性，至少是有一定限度的一般性。如果理论家只是根据自己所处国家的经验来构建理论，忽视更广泛的现实，构建出来的理论就会失之偏颇，难以经受检验。另外，评价理论的标准是普遍的，就是理论所使用的概念是否准确，逻辑是否严密，是否经得起现实的检验，以及是否产生了新的知识贡献。
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等主张都强调了学科自主性和理论自觉性，与此同时，即使中国学者能够根据中国的思想观念、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构建出国际关系理论，我们不会只有一种来自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更不会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学派。正如目前活跃的一批理论研究者的倾向所呈现的，中国的理论家会归属于不同的思想流派。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贡献”是一种更加准确、合理且可能的表述。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主张，应该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知识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之中，使它从一个西方中心的学科转向一个开放、包容和全球性的知识体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要作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一份子参与到知识生产和理论构建之中，要以开放的态度让自己的理论接受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和批判，从而得到认可和接受。
马骦：您谈到，现实需求的牵引使得理论研究的关注度在下降。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是对立的吗？如何看待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
刘丰：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是两种基本的研究取向。在国际关系领域，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对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概念、基本规律和重大命题的探讨，比如解释战争的原因、国家间安全互动的动力和机制、相互依赖的影响等。应用研究针对的是现实的国际关系问题的解决和应对，尤其体现为政策性研究，立足于分析国际形势和事件的发展，提供政策选项和建议。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比重有明显的变化。在理论萌芽阶段之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对国际形势的评估，对对象国情况的介绍和分析，理论研究的比重较小。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大潮中，与理论相关的成果数量呈现出非常大的增长。最近几年，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从事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学者定位逐渐清晰，分工日益明确。
虽然从事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学者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有所不同，但二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都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也不存在对立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和政策需求，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充足动力和良好环境，但也让许多决策者、公众甚至学者过分地期待理论能够及时解决现实问题，从而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混为一谈。
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差异体现在研究目标、时间尺度、价值关怀和评判标准等诸多方面。首先，从研究目标来看，理论研究是知识导向型的，它旨在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社会运行的简化框架，来帮助我们认识复杂的世界。由于理论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因此再完美的理论也不可能还原全部事实，但它却能将现实中最重要的部分裁剪出来呈现给大众；而政策研究是行动导向型的，它往往是为了帮助决策者解决当下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为他们提供行动指南。在此过程中，政策研究者不可避免要按照国家偏好或个人意志去塑造甚至改变某些事实。其次，从时间尺度来看，理论研究关注的是长期的普遍性现象，这是因为任何现象和事物都只有在表现出经常性、系统性的特征之后，才能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而政策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短期的应急性现象。再次，从价值关怀来看，理论研究需要尽可能地保持客观和价值中立，才能够科学地揭示出国际关系最为本质的内容，这也是经典理论得以长期保持生命力和解释力的原因；而政策研究服务于不同国家、不同位置的具体决策者，需要研究者根据环境、目标等因素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对策建议。最后，从评判标准来看，好的理论往往能够用较少的要素去解释国际社会中那些最重要、最广泛的事实，并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围绕这一理论展开研究，进而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纲领。而评判一项政策研究成果的标准则在于是否能够帮助决策者解决燃眉之急，实现 他 们 所 设定的最优或次优目标。
马骦：您能否对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情况做一整体评价？特别是谈谈当前还存在着哪些不足和欠缺？
刘丰：中国的国力增长和国际地位提升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国家的崛起不只是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物质实力的强盛，更意味着知识上的崛起和贡献。尽管有了上面谈到的一些进展，但中国学者贡献的高质量、原创性理论成果并不多，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还相对较小，问题主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学术研究整体的实用化导向不利于理论研究。理论创造上的突破需要一批学者静下心探索学理性问题，以创造和积累知识为导向，而不是以适应外在需求为导向。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氛围还是各个机构的评价标准都鼓励短期的应用性研究，导致学术界倾向于追逐现实世界的热点话题。上面已经谈到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异，尽管二者在学科体系内并不完全对立，但由于开展不同研究的关注焦点和时间周期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每位研究者树立明确的研究取向和目标，有所取舍。好的应用性研究对于一个国家和学科来说当然十分重要，但如果仅仅以实用性和政策相关性来评判知识的价值，忽略理论在学术上的支撑性作用，就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功利性，这样显然无益于学科的良性发展。
第二，国际关系学者的整体学术训练和知识结构还不能适应理论构建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主要来自历史、哲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等其他学科。90年代开始，一批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回国，再加上本土国际关系专业人才培养的正规化和专业化，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多地出自“科班训练”。不过，就培养过程而言，国际关系研究生在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上的严格训练还比较欠缺，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年轻学者大多凭着个人兴趣和志向涉猎专业领域的文献。与此同时，尽管人才培养更加强调专业化，但过于注重本学科也会导致学术人才出现知识面狭窄、结构不合理的缺点。如果考察那些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的经历可以发现，他们除了对国际关系本身的理解，还普遍掌握了科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外交史等领域的知识。
第三，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认识还不准确，难以开展有的放矢的批判，也制约着有效的理论构建。我们已经在理论引进方面走过了很长时间，也基本覆盖了国际学术界为人所知的理论成果。但是，对许多理论的理解还停留在表层，在评估和批判时没有深入其内在逻辑。比如，对理论创新本身的理解停留在提出新概念、新标签的层次，而忽视了这个概念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通行术语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个概念是否指向新的事实、带来新的知识。在评价理论时，我们经常指出某一个理论无法解释某一个经验现实，而没有考虑这个事实是否在该理论所预测的范围之内。实际上，理论构建就意味着对经验现实的简化和取舍，每一种理论都必须主张自己能够解释的对象的领域和范围，不存在无所不包的理论。另外，在批判理论时，经常从政治立场和个人偏好出发，而不是以理论的逻辑严谨性和经验有效性为标准。从知识体系上看，理论创新不会是完全割裂的，而是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有效批判建立更加合理论断和主张，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和疑惑。
第四，与国际学术界开展的高质量学术对话和辩论还不够。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既为中国学者走出去参与国际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也使得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知识贡献有很大期待。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推出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参与到国际学术辩论之中，由此才能争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应该说，中外学者共同探讨政策性议题的机会已经很多，但在理论上与国际一流学者进行同台对话和辩论的机会较为有限。根据我的统计，1980—2017年，中国学者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国际关系论文约为350篇，既大大少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其他国家学者的发文数量，也少于国内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者的发文数量。这表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上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显然，我们不仅要产生高质量理论成果，还需要把这些成果推出去接受国际同行的讨论和批评，这对中国学者的理论知识储备和语言表达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要用通行的学术概念和话语将自己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看法阐释出来，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而是在沟通交流之间完善对理论的思考。
马骦：您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发展前景？有哪些理论突破的重点和方向？
刘丰：理论归根到底是一套关于现实世界的逻辑叙事，通过思维工具的抽象、简化和重构，将纷繁复杂、不易理解的经验现象转化得容易被人们所观察和认知。好的理论抓住了现实世界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容和要素，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从而能够成为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分析工具。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始终是理论创建的基础和源泉，因此我们还是要更加细致地观察历史和当下的国际关系，通过比较发现一些有意义的模式和规律，结合现实世界的变化来发展、修正和完善理论。
从现实发展看，一些重要的现象和事实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更好的解释。首先，国际秩序及其所依赖的规则、制度的调整变化。当前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已经很多，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了不少以国际秩序为主题的专题研讨，文集、专著也有不少。但是，从成果的系统性和影响力来看，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较少能够超越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 书。实际上，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学术界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比如，如何对秩序做更加合理的定义和分类，如何判断秩序的成型和衰败，如何解释秩序变化的方向和动力，这些问题都还需要在理论上做更好的回答，从而为我们理解当今的国际秩序变迁提供支撑。
其次，全球与地区层次国际关系模式的差异性。学术界以往较多关注全球体系层次，比如整体国际格局变化、全球化趋势和大国战略互动。但是，每个具体地区的力量对比、秩序安排和行为模式存在着差异，许多重要的议题发生在地区或次地区层次，这种现象要求我们在构建理论时更多考虑各个地区国际关系运行方式的差异，同时通过跨地区的比较形成整体性知识。
再次，大国之间关系重组正在加剧国家 行为模式的变化。过去20多年，学术界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单极为何没有遭遇制衡。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是在大国竞争强度较低的背景下提出的，抓住了冷战后大国互动的阶段性特征，也催生关于软制衡、制度制衡和对冲等多种多样的国家行为的探讨。但是，在近年来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原本在稳定单极体系下成立的研究问题可能不再适用，不仅是中俄与美国的竞争加剧，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在发生或显著或微妙的变化。大国之间的分化组合和竞争博弈为下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要素，特别是可以作为检验已有理论有效性和预测力的基准。
最后，中国学者特别关心来自中国自身的经验和案例可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中国自身的发展及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确提供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考虑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哪些行为及其所导致的结果是现有理论可以解释的，哪些确实对既有理论构成有效的质疑和挑战，其中又有哪些可以作为理论构建的素材。
在关注一些重要的现实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讨论创新理论构建路径的可能性。比如，从理论的分流转向知识的合成是一种可能路径。传统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彼此对立和不断分流的模式，各个范式之间彼此竞争和辩论，范式内部则分化出诸多分支。这种分流式理论构建的结果是，范式之间形成了比较森严的壁垒和界限，范式内部也被切割为一个个具体的领域，忽视了分析对象之间或者解释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未来的理论构建过程中，我们需要探索能否在范式内或范式间进行局部的、有限的合成，在此基础上构建解释力更强、解释范围更广的理论。
理论构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热情和抱负显然不够，需要学者们有扎实的学术积累、长期的思考钻研以及系统而踏实的科学探索。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展原创性理论的构建也不是“平地起高楼”，而必须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消化和吸收，对各个理论的优劣得失做出合理批判和反思，注重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思想观念、历史实践和现实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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